大部分社會學家習慣接受一種學科的歷史觀，認為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西方誔生了所謂的「古典社會學」、馬克思、韋伯、涂爾幹、齊默爾是其創始者，而他們的著作，例如《資本論》、《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、《宗教生活之基本形式》、《貨幣哲學》等，則是古典社會學的正典(canon)。一般認為「古典社會學」關切西方社會在邁向現代性過程中的鉅變，其中工業化、民主化、都市化所帶來的挑戰是核心議題。古典社會學重視經濟生產，或多或少認為社會最重要的分歧在於階級，也將國家視為政治權力的制高點。他們也相信當時的社會是處於過度階段，誠如馬克思所說的「分娩前的陣痛」，正準備邁向一個更穩定的形態。
事實上根據R. W. Connell (1997) “Why is Classical Theory Classical?”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(6): 1511-57的說法，這樣的看法是一種「被發明的傳統」。真正的古典社會學是以史賓塞為代表的演化論，主張(1)進步觀，亦即是西方社會是比其他非西方民族更優越；(2)強調種族差異，許多古典社會家試圖證明種族的差異，或是為了奴隸體制辯護、強調種族的位階、反對種族界限的跨越；(3)採取帝國之凝視(imperial gaze)與鉅大民族誌(grand ethnography)之方法。Connell認為，第一世界大戰爆發、帝國主義的瓦解等巨大事件打擊了原先的西方中心觀，因此才出現了所謂「三大家」、「四大家」的古典社會學說法。
如果所謂的「古典社會學」是一種事後的「偽造」，我們有必要仍相信這一套被杜撰出來的社會學大師系譜嗎？如果我們認為根本不存在一種具有核心關懷議題的「古典社會學」，我們還有必要供奉馬克思、韋伯、涂爾幹等西方白人男性的著作為經典嗎？更重要的地，無論其是否曾真實存在過，到底我們需要不要關切「古典社會學」所設定的核心研究議題？針對這些問題，目前有不同看法。有些社會學家認為，社會學研究的多元化已經喪失了共同的焦點，因此應該重建一套所謂的「新古典社會學」(neoclassical sociology)，探討當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各種社會轉型。也有些社會學家認為古典研究的範圍太過狹窄，應更重視性別、環環境、消費、身體等其他議題。
針對「古典社會學」的當代意義，這一堂課無法提出一個妥善而完備的解答，我們只能對於這項爭議採取「存而不論」的態度，儘可能從被歸類為「古典社會學理論」的著作找一些至今仍有關連性的著作，加以深入研讀。在此，所謂的「古典」是定義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。